——从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的相关资料来看

李少军

[摘要]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一贯是对日抗战的中流砥柱，日本侵略者也对之极为仇视并妄图扑灭，为此，其政府、军方乃至于一些民间侵华机构长期搜集相关情报并据以作出叙述、分析。而这些资料所涉及的大量史实及当时日方的态度，在今天反倒成为历史见证，充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是东北抗战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广泛发起并有力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促成了全面抗战的局面，围绕抗日战略提出了持久战这一正确指导方针，大力动员和组织民众，领导军民英勇奋战，建立和不断扩大抗日根据地，同时坚决反对投降及消极抗战，为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作出了伟大贡献。从上述资料中还可看到，日本在其侵华战争败局开始显露之时，已有人预感到中国的未来将由中国共产党来肩负。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日本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主革命过程中，始终坚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特别是在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其步步扩大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最早发动并持续领导了中华民族的抗战。正因为如此，战败前的日本侵略者一贯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死敌，妄图将其扑灭，由此留下了大量相关记述。尽管这些资料中充斥侵略意识、多有污蔑中国抗战言语，但所涉及的史实与当时日方的态度，在今天看来，反倒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抗战伟业的历史见证。有鉴于此，笔者拟就所见若干资料作些叙述，就教于方家。

一、见证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是东北抗战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

众所周知，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持续14年的侵华战争的开端，直接导致东北三省沦陷，但中华民族的反抗运动也由此迅速高涨，特别是东北抗日力量的崛起，更是揭开了中国持久抗战的序幕。那么，究竟谁是东北抗战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这一历史事实，已有多方面的论述，而当时日本侵略者的记述，也对此提供了确证。

1934年，日本外事协会编纂、出版了《满洲帝国总览》一书，其中第四章叙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战情况，凸显出中共起到发动和领导作用、其领导的军队是东北抗战力量的中坚。内称：

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抗日力量“蓬勃而起”，其数无虑几十万人。以地区而论，在辽宁有辽西、辽北一带和三角地带；在吉林、黑龙江，最突出的是东边道地带，以此为中心，在中东铁路至中苏边境之间，有无数义勇军、救国军。而东边道、农安的抗日力量是中共领导的，“在中苏边界的虎林、靠近哈尔滨的庆城，当时甚至出现了苏区”。面对日伪军警的残酷镇压，抗日力量实行游击战，破坏铁路与通信设施，袭击重要建筑，扰乱敌人后方。而在蒙受很大损失后，就退到东边道及北满的山区。东北的抗日力量得到了中国各阶层的支持，其中，“国民党政府对义勇军的援助，只限于任命将军、对有些军队提供资金；但共产党和其他过激派却将组织者派到其中，展开群众性工作，努力将义勇军置于党的领导下，与民众运动结合起来”。中共还将东北的抗战与关内持续展开的反日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动员东北抗战军民选出代表到上海出席反战会议，促进抗日浪潮。即使在日本制造伪满之后，中共满洲省委“依然最主动、积极地领导满洲的反日工作”，其指挥的“由工农兵组成的红色游击队”在东北所有抗日武装中“最为活跃”，在日伪眼中“恶性最大”。[1]

日本在战败前，内务省警保局外事课为服务于对外防共和反共，办有内部刊物《外事警察报》，刊载相关情报及对情报所作分析。[2]1935年2月、3月，该刊第151号、152号连载《在满洲国的中国共产党状况》，更集中地叙述了中共发动和领导东北抗战的情况。

该文回顾了中共在东北始于1925年的反对日本侵略斗争历程，称：中共满洲省委早在1928年，就发出《对时局的宣言》，号召“收回旅大、满铁及一切矿山森林”，“废除与日本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将日本军警驱逐出境”。[3]九一八事变后，又迅速发动并持续领导了东北抗战：

1931年9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和共青团省委号召东北民众联合起来进行斗争；9月23日，又发出《关于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提出“赤化”东北军队、发动兵变、建立红军。[4]随后，联合分散的抗日力量，在吉林东部及磐石建立了“共产系部队”。开始时力量很小，在延吉、磐石只有四五百人。1932年春与日军第二师团交战，受到很大损失，但仍在延吉山间坚持斗争，并成立了苏维埃政权。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对满洲省委发出指示，指出当前党在东北的任务是开展反日民族革命战争，要将各种抗日力量统一于党的领导下，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中共满洲省委贯彻这一指示，在1934年将磐石的抗日游击区扩大到东边道一带，在延吉充实了抗日军队。这些军队较之一般的抗日力量，“有牢固的组织力、领导力和明确的斗争目的，沿用了在中国南方发展起来的游击战法”，因而“特别显著地增长了其力量”。此外，从1933年秋开始，中共将所领导的抗日军队改编为人民革命军，将苏维埃政权改组为人民革命政府，增强了与其他抗日力量组成统一战线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在磐石，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为核心，成立了东北抗日反满联合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磐石、桦甸、辉南、海龙、濛江、临江、通化及金川、柳河的抗战），并在宁安设立了抗日军联合办事处，指挥吉东地区的抗战；[5]在哈尔滨以东，中共珠河中心县委领导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联合指挥部；在松花江流域的汤原、依兰、桦川，也有了中共汤原中心县委领导的抗日武装。[6]于是，“1934年夏，各方面都出现了共产系部队的活动，其中突出的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袭击延吉老头沟，第一军（在磐石）及其联合部队占领柳河、通化、抚松县城，在中东铁路东线一带的激烈行动等”。在这年8月至11月，日军以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为主要目标，实行所谓“大讨伐”，并从1935年1月起展开所谓“全面治安工作”，但却不能摧毁中共的“核心部队”，而在延吉的人民革命政府，则转移到“四县的山间森林地带”坚持斗争。[7]

基于上述情况和其他情报，该文对东北抗战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共产党的政策，是要在反日民族革命旗下，将各种抗日反满义勇军全部置于党的领导下，由于情势，共产系部队已经掌握了抗日武力行动的领导权”。在苏联力量已从北满退却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在延吉、磐石、中东铁路东线方面的抗日军队，成为日本在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重大障碍”、“最大问题”。尽管作者极想“对其彻底讨伐剿灭”，但又哀叹：“因地势关系和其他情况，这是非常困难的”。[8]

无独有偶。1935年12月，日本侵华团体“大亚细亚日本青年联盟”在其编纂、出版的《第一次满洲研究团报告》中，又根据关东军公布的资料，将东北抗战诬为“恶性”而“不治的慢性病”，同时特别强调中共领导的军队在所有抗日力量中“最有组织”，明言“王道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战尚未解决”，承认日本企望的所谓“扫灭”面临着“严重性与困难性”。[9]

1936年下半年，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军长、共产党员李延禄在赴苏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之后回到国内，于12月10日在上海对报界发表题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最近活动状况”的谈话。而一直把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作为在东北最大敌人的日本外事警察，随即予以高度关注，出于掌握抗日联军情报的目的，多方搜集刊有这一谈话的各报（如《救国时报》、《国难新闻》、《学生报道》、《汗血月刊》），据以相互参照，将谈话全面译出，连同得自其他途径的情报，刊载于《外事警察报》第177号上。

谈话中说：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自1934年秋以来，在各地组织起统一的抗日联军，其目的在于相互联络，通过比较统一的军事与政治领导，避免日寇离间和破坏的阴谋诡计。此工作完全是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进行的。3年来，东北的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取得了极大成果。在1936年“一·二八”纪念日，东北抗日联军正式成立，公推李杜将军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第1军由杨靖宇任军长兼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该军源于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奋起的磐石游击队，后改为人民革命军，最近与其他部队组成抗日联军，与王凤阁、赵庆吉、阎生堂分别率领的部队游击于南满各县，1936年8月17日占领抚松县城，10月21日占领桓仁县城，击败日本守备队及宪兵队，夺其武装，打死宪兵队长杉木林平。阎生堂、赵庆吉都自愿加入抗日联军，并就任抗日联军的军长。第2军由王德泰任军长，率该军占领延边各县，利用老爷岭山脉森林地带四出游击，出没于冈宁铁路、吉会铁路沿线，1936年10月10日在敦化县东清沟与日军激战8小时，击毙日军少将石川重吉等。第3军由赵尚志军长兼黑龙江省抗日联军总司令，该军起源于珠河县义兵，进攻宾县，占领依兰县、通河县、凤山县的县城，声震松花江南北两岸。第4军由李延禄任军长兼吉东抗日联军总司令，该军已有5年抗日历史，1936年4月与其他抗日力量一同袭击刀翎、林口，活动于吉林完达山森林区域，与赵尚志部在松花江两岸互相呼应，经常破坏日寇的林密、林佳两条铁路。第5军由周保中任军长兼东满抗日联军总司令，该军常常活动于中东铁路、图宁铁路、穆棱铁路附近，颠覆日本军用列车，与日军激战，还常与第2军等一起战斗。第6军由夏云阶任军长，在黑龙江省游击，1936年春一度占领北满最大的煤矿，有5千工人参军，12月1日攻占佛山县城。第7军由陈荣久任军长，属吉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指挥，活动于饶河、虎林一带，凭借天险打游击战。除上述之外，还有一些抗日力量参加联军。东北抗日义勇军在冰天雪地与敌作战，5年间为国家民族牺牲的民族烈士不少，金伯阳、邓铁梅、孙期阳、胡泽民、童长荣、何忠国、史仲恒、傅显明、李斗文、张文楷、李守忠等，都以身殉国。[10]

必须指出的是，当时日本外事警察整理和译介李延禄的谈话，是写有说明文字的，但这些文字并未否认谈话所涉及的中共领导东北抗日联军战斗历程，反倒写道：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兵力，李延禄仅说第1、2、4、7军一共6万余人，但根据日方谍报，共有32万余人。[11]这表明，日本外事警察对于李延禄的谈话，并不认为有何虚夸成分。联系前文所引日本当局在1935年对东北抗战局面所作判断，则可看出：其通过李延禄的谈话，更加认定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就是东北抗战主体、是日本对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头号大敌。

七七事变爆发后，东北抗战更为猛烈。日本殖民当局惊呼：这是由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所反映的“此次时局的影响”。[12]日本外务省随即根据驻东北各领事馆提供的报告，制成了其所知1937年9月东北抗战力量的统计表，其中显示：在兵力总数23388人中，中共直接领导的军队有12427人，占了大半。[13]此后直到日本投降，如众所周知，东北各地抗战的主体都是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军，其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即使在日本有关伪满所谓“治安”之类的档案中，记载也比比皆是。

二、见证之二——中共广泛发起、有力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中国近代反侵略史上，抗日战争以最大规模并取得最终胜利而具有最辉煌的历史地位，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空前广泛地动员起来、以持久抗战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基础条件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坚持。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极为仇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实行破坏而紧盯其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留下了许多相关记载和议论。而在今天看来，这些资料倒是从反面证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非中国共产党莫属。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日方认为起点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萌芽于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提出的“武装人民，遂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以保障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口号。而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他们又认为萌芽在进一步生长，体现为：中共发动上海日本纱厂十万工人大罢工，同时组织各界反日民众团体捐款、劳军，号召“农工商学兵大联合”；1932年4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中共中央为抗日发出告全国民众书；1933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抗日合作宣言；同年9月30日，上海反帝国主义战争大会作出决议、发表宣言，与中共的抗日合作宣言相呼应；1933年11月26日红军与十九路军达成反蒋反日的初步协定；1934年5月3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发出对日作战宣言，同年7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发出北上抗日宣言。[14]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个名叫波多野乾一的日本御用学者，为所谓“防卫赤化”而一直从事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他对中国的抗日浪潮极为敌视，尤其为“1935年夏以来中国展开的抗日运动与以往有质的不同”而“骇目”，1936年夏专程到上海进行“探究”，结论就是将抗日运动与共产运动等同起来，以“抗日人民战线”来概括见闻。[15]应该说，此人的感觉还是相当敏锐的。正是在1935年夏，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并按照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关于广泛建立国际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决议，发出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体同胞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由此在全国展开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对这种状况，日本所谓外事警察也很快作了反映，其在1936年4月的报告中说：随着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广泛的反帝反法西斯统一阵线，“中国共产党也决定将反日运动作为其最主要的工作，其后中共中央致力于将一切力量集中于反日工作”，体现为中共对“一二·九”运动的发动和领导，在陕北的红军与东北军、晋军及宋哲元军联络，并准备开到河北西南部组织抗日联军等。在其看来，“共产党的救国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激化”，与红军东征山西联系起来，成了“极重要的问题”。[16]此外，日本外事警察还根据所掌握的情报指出：自1935年底以后，中国各救国团体发出的各种文献和宣传品大多反映共产党的主张，强调各党派结为统一战线等。他们由此认定：“救国运动的领导权现在实际上是由共产系分子所掌握”。所以，在得见中共中央政治局1935年12月25日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后，他们视为重要文献而迅速译介全文，并且认为：“共产党巧妙的新政策正在取得相当的成果”。[17]其后，中国共产党及受其影响的爱国团体为停止内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发出的呼声与作出的决议，如1936年2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为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发出的通电、同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的《抗日救国宣言》、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时提出的《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6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7月15日全国救国联合会沈钧儒等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8月10日毛泽东致全国救国联合会领导人等的信、8月25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抗日救亡运动新形势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决议》、12月1日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绥远抗战的通电等，都被日方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长的表现，随时作为重要情报进行分析，以求对策。[18]此外，对于1936年上半年在陕北的红军实行东征，日本军方也通过所得情报，指出红军的行动并不限于“赤化”山西，而且还实行了“民族团结抗日”的“新战法”；并认为这对于日本的“防共工作”而言，“无论如何都是要考虑的问题”。[19]到1936年底，日本出了一本叙述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情况的书，书名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抗日人民战线》，作者从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首倡联合抗日、将抗日摆在首位、为建立统一战线频频提出建议、逐步调整土地革命政策、通过发动“一二·九”运动有力促进统一战线形成等方面，具体说明了中共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作用。[20]

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来说，关键环节是国共再次合作的实现，而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则是实现国共再次合作的重要契机。当时正在图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日本，得知西安事变爆发后，极为忌惮国共双方由此接近、形成抗日统一战线，故由军方授意，让日本最大报纸《读卖新闻》等在12月17日发出叫嚣：“日本以排击共产主义为国是……在日中交涉中，将防共作为主要项目之一向中方提议，出于这种精神，对目前事态的激发只能感到危惧”；西安方面“公言容共政策，欲使赤化势力流入中国”，对此“日本不会坐视”。[21]而日本之所以迅速作出这种反应，不仅是直接针对当时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合作的态度，更是由于其看到了中共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于西安事变的发生乃至于其后中国政治走势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日本参谋本部在12月15日编印的秘密文件《西安事变前的陕甘红军》，就是证明。其中写道：红军“绝不杀戮原东北军俘虏，而是好言安慰后释放，随后对原东北军宣传‘红军不打东北军，释放所有俘虏’，‘红军同情东北军失地、流浪各地，我们要团结一致以对外’，等等”，使东北军消除对红军的敌视。在中日矛盾激化、青年激愤的形势下，中共号召“不分党派一致对外，展开我们的民族斗争”，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而西安事变则“可说是由张学良下面赤化的下层军官实行的”。鉴于中共体现出的“飞跃的优势”，对今后的动向，“不容我们有片刻忽视”。[22]但是，日本侵略者后来所看到的，却是令其震撼的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得到大众全面赞成拥护”，“南京政权也不能无视”，在日军挑起七七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在抗日的大前提下毅然重新合作了”。 [23]日本满铁调查部称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于1939年专门将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文献译编成书，以供日本各方研究。

历史告诉人们，国共合作的成立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为扩展，强有力地推动了全面抗战。但是，其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程却很不平坦。究其根源，就在于国民党内一些势力消极抗战乃至于抗战立场动摇。而日本侵略者则一直寄希望于由这种状况而达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在全面抗战开始不久，日本国内有一种“相当流行的意见”，说是“驱使中国投入抗日战争是国共合作的结果，其背后站着的是共产党分子，所以中国的抗战线不久必会发生分裂，国民政府内知日派分子将发动政变，国共必定会再次分裂”。而日本政府一直到攻陷南京之后，还“瞩望于南京政府内部出现转向的迹象”。[24]1938年12月汪精卫等投敌，使日本侵略者兴奋起来，他们认为：“从国民党方面来看，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条件实现和平的欲望，是常在心底的”。但是，他们又看到，“共产党在汪发出和平通电后，全面动员言论机关，将汪斥为汉奸，向人们指出汪的提议完全是使国家民族灭亡、投降屈服的言论。后又将这种方法强化扩大，暗里威胁潜伏于抗战内部的和平分子”。“共产党的政策全然没有对日和平，和平是与共产党的一切相反的。国共合作建立在彻底抗战的前提之上，这是共产党的政策”。所以，他们就把中共视为其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使国民党其他势力对日“和平”（实为投降）的最大障碍，宣称“和平就是反共”，并将国民党反共、制造磨擦事件都归结为要对日“和平”的表现。[25]而日方这些言论恰好从反面证明：正是中国共产党，以其坚定不移的抗战立场，成为阻止国民党动摇、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力量。从1939年到1940年，国民党挑起诸多与中共磨擦事件，日方认为是“主张无产阶级和人民路线的中共呼吁人民战争、持久战，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主张战争要靠政府与军队来推行”的对立所致，并很想加以利用。然而他们的企图最终破灭，原因在于中共仍从抗日大局出发，权衡国内外形势，“采取保持国共合作的方针”。[26]1944年，日本情报机构回顾数年来中国统一战线内部发生一系列矛盾、磨擦的过程，并不讳言“使国共分离”是日本的“既定国策”，但又不得不承认：现实“与我方期待正相反，国共（关系）趋于巩固”。而在分析原因时，他们虽然十分强调美苏对国民党所起的牵制作用，但涉及“美国每当国共发生纷争时总是牵制重庆”的缘由，又指出：美国“向来高度评价中共，认为中共是巩固抗日战线的粘合剂……要使抗战持续下去，巩固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27]这说明，即使日本侵略者也承认，中共对于凝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促使美国牵制国民党反共的重要动因。

三、见证之三——中共领导军民展开持久、全面抗战

关于这个问题，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已做了全面总结，后来我国学界很多史著也有翔实叙述。笔者在此只提及所见抗战期间日方的一些相关反映，以作为补充例证。

1、对于中共指导抗战方针的反映

1939年，一位自称“致力于灭共已有8年”、且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到华北从事特务活动的日本人深田悠藏，在本国的改造社出版了一本《中国共产军现状》，指出：中共能适应中日矛盾激化、国内形势剧变的状况，并与共产国际发动的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运动相呼应，在理论上从国内阶级斗争转向对日抗争、从反抗国民党转向国共再次合作，从而促成了举国一致、各党派团结的局面，“国共共同成为抗日战争的中心力量”。[28]正因为深田悠藏看到了中共方针对中国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发生重大影响，所以在1938年10月武汉陷落、中国开始从防御转到与日军相持的关口，就对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论新阶段》极为关注，认为其中“凝聚了共产党今后的对策”，而加以译介。他指出：毛泽东通过总结全面抗战开始以来的经验，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认定中国将获得最后胜利，而支持持久战并获得最后胜利的唯一道路只能是统一发展全民族力量、发动民众克服困难；至于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条件，则主要是中国的进步，包括国内政治、军事、党务、民运、文化、教育等所有方面的进步，以及日本的困难、国际的援助。[29]众所周知，毛泽东早在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中，就已对这些论断作了系统的阐述。故深田悠藏又摘译了该书关于持久战的根据、持久战三个阶段及具体战略方针、主动性和灵活性及计划性、统一战线等的论述，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宛如呵斥消沉的蒋介石一般”，辩明了在下一步抗战中“全面实行游击战之有利”，以此号召全国。他预感，“不管怎样，中国的抗战都将走到共产党的轨道上去”。[30]

同年，日本满铁调查部编的《关于八路军及新四军的资料》，又对中共战略方针的贯彻情况作了叙述，称：中共领导的军队“相信持久战绝对能打败日本，且在迄今为止的战斗中能从单纯防御达到进攻或进攻防御，对抗战前途具有自信。相对于国民党军队将一个区域被日军占领视为中国领土的损失的想法，他们……认为这是民众斗争的开始……要与用现代武器充分武装起来的日军战斗并取胜，只能实行主动的游击战。所以，他们……将沦陷区改称游击区，为动员沦陷区内的民众参战，而更为积极地行动着”。并且，在武汉陷落后，连国民党当局也承认“游击战术对长期抗战是不可缺少的……中央军、地方军相继派游击军潜入沦陷区。作为八路军专利的游击战术，在现阶段成了对日抗战的主要战斗形式”。[31]对于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持久战方针，日本侵略者极为敌视，身为大将的阿部信行在1940年写道：立足于四川盆地的重庆政府，对于日本来说已不足为虑，但是共产党的力量却延伸到中国四百余州，一举手一投足都极为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命运，无论何时都主张对日抗战，阻挡了日本将中国殖民地化的“进路”，因而成了所谓“东亚新秩序”的头号大敌。[32]此外，日本在华特务机关也通过其报刊，对持久战方针大肆诋毁。

到1944年，中华民族的持久抗战历经艰难曲折，已看到胜利的曙光，而中共中央又及时地提出了积极为大反攻做好准备的号召。对此，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部视为政治攻势，加紧研讨所谓“剿共方针”，而在报告中论及中国抗战历程时，突出提到了“中共以毛泽东名义”提出的持久战“三阶段论”，不得不承认：“彼我抗争的经纬与国际战争、政治局面的推移，大体上就是沿着上述阶段过来的”；并且，“中共必然实施大反攻的概率很大”。[33]这也不只是在华北的日军高层的看法，当时日本的情报机构“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课”，在同年编撰的《中共概说》中称：“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后中共迅猛发展的步骤，大有注意的必要”。[34]因此，该机构在这年专门编印了《毛泽东抗战言论选集》，将《论持久战》等5篇毛泽东著作全文译出，以向当局“提供反映国共统一战线、抗日中国动向的宝贵资料”。[35]

2、对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反映

始终敌视中国共产党的日本侵略者，从南昌起义爆发至红军长征到陕北，对于中共领导的革命战争从未停止过窥探。因此，当陕甘宁与南方的红军分别于1937年8月、10月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时，就在日方激起了强烈反应，其相关情报活动也随之大力展开。日方颇知八路军装备差，一些部队“步枪数量只有兵力数量的一半左右，自然他们普遍为缺乏弹药所苦，弹药补充几乎都要自己去解决”[36]，而“新四军的装备……较之八路军还要差”。[37] 但是，日军很快就领教到八路军在华北“狂奔于对日游击抗战”，新四军在华中也“通过游击战术对日彻底抗战”。[38]关于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精神和生活，日本大本营评论说：“他们富有坚定的抗日精神，抵抗之顽强给敌方留下深刻印象”，“擅长游击战”，“似乎特别会狙击”，“在防御阵地的抵抗相当顽强”。“所谓游击战法，就是遇强敌即藏起武器潜伏山林……遇弱敌就骤起而击之”。“他们习惯于极简朴的生活，身穿粗布服装，连帐篷也没有，在山野起居，而从不以为苦”。“他们工作的场所云遮雾障，选择的是山间僻地，如没有猎物，就要像熊一样度过数日。对此，他们习惯而又坦然”。因此，日本大本营得出的结论是：“对于他们的游击战法，绝不可大意”。[39]

1940年10月，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部提出《对华北方面共产势力的观察》报告，称：在国民党一再明里暗中施压、阻碍的情况下，华北的八路军和中共其他力量仍“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增长”，且“只要重庆方面想言和乃至有软化抗战意识的倾向时，总是马上抨击，以使其朝着抗战的方向”。八路军“在总体上编制微不足道，装备也不良”，但“斗志旺盛，机动性大（能做到一天行程约40公里、连续行军一周），通晓地理地形，善于分散作战”，“其高层干部是经过磨练之士，有过去十多年中一直苦斗的历史，因而统御的才能相当可观……能巧妙指挥、运用分散在广阔区域的众多小部队”，“采用的战法是所谓游击战，极为巧妙、顽强地进行少数人的机动游击战，成了我治安的最大之癌”。[40]

1941年4月，该方面军司令部回顾八路军在华北的战斗历程，写道：自1937年9月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各地进行游击战争，先后建立了晋察冀边区、冀南军区、在山东的第一纵队等，力量逐渐增长，而国民党军队则明显减少。两者都是日军的敌手，但八路军由于依靠动员民众，尽管在不断与日军作战过程中蒙受了巨大损失，却能很快恢复；而国民党军队由于对民众的依存度很低，每月只是在减少。现在华北的中心区域，已无作为国民党军队主力的正规军，其集结于鲁南及晋南地区，对华北日军已无威胁；但八路军自1940年5月以后扩大了队伍，明显将质转化为量。[41]而到1942年，日方在叙述华北中日战况后得出的结论是：“吾人最须注意的，就是今后共产军不间断地在华北行动”。[42]

对于新四军，在其刚成立之时，日方即声称要保持高度“警戒”，因为在九江沦陷后，长江中下游的国民党军队收缩了作战区域，但新四军“游击作战的主要目标是华中、特别是经济中心上海”，在福建、广东也有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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